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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处理行政合同诉讼时的有哪些困境 案例中的情形下代理人是否有权提起合同诉讼

发布时间:2021年9月23日 珠海合同纠纷高级律师  Tags: 律师处理行政合同诉讼时的有哪些困境,案例中的情形下代理人是否有权提起合同诉讼

  刘小泉律师珠海合同纠纷高级律师,现执业于广东玉成律师事务所,执业经验丰富,责任心强,能够熟练运用法律知识和诉讼技巧切实维护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多年执业经验的积累,法学理论知识不断强制,案件处理各项技巧不断提升,把委托人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把自己的专业素养运用到案件代理过程中实现委托人的合法权益,全心全意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律师处理行政合同诉讼时的有哪些困境

我国《行政诉讼法》设计的行政诉讼机制是以具体行政行为为中心的单轨制诉讼,其中心任务是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审查。因此从《行政诉讼法》设计的具体制度来看,行政合同不在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之列。虽然最高法院用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具体行政行为作了扩张型解释,即通过引入行政行为的概念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这也仅是概念上的变通,司法解释并未就行政合同诉讼进行具体的制度安排。

然而这种改良忽略了行政合同和行政行为的本质区别,认为“行政合同的履行是行政主体行使国家管理权的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因此其制度安排是在以审查具体行政行为为核心的单轨制行政诉讼的框架下进行的。改良的结果是行政合同诉讼与只审查具体行政行为的单轨制行政诉讼存在制度冲突,无法真正实现对行政合同主体的权益保护。

律师认为,司法实践中行政合同诉讼存在两个方面的困境:

一、客观上没有纳入行政诉讼范围

《行政诉讼法》在制定之时并没有将行政合同作为单列的一项可诉行为。主要原因是行政法学界对于行政合同的内涵、外延、法律性质等基本理论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行政合同的法律性质是行政行为还是行政管理形式,行政合同是单方行政行为还是双方行为,行政合同是私法契约还是公法契约,尚无定论。1991年最高法院出台的《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将具体行政行为界定为行政机关依职权作出的单方行政行为,更是明确将行政合同排除在行政诉讼的范围之外。理论上的不完备导致法律上对行政合同的不认可,行政合同诉讼一直游离在行政诉讼大门之外。

当然行政合同作为新兴的行政管理形式,其自身的制度优势必然随着其在实践中的运用而日益得到体现,这也必然会引起理论和实务界对行政合同的重新关注。最高人民法院199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的司法解释明确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界定为行政行为,对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进行扩大性解释,意图在不破坏原有诉讼结构模式的基础上将行政合同纳入行政诉讼的范围。然而这种解释只局限在准入门槛,对于更为重要的规则设计却没有给予关注。这种模糊的诉讼准入规定,实际上并不能给予权利人足够的保障。实践中,法院因为没有行政合同诉讼的具体审理规则,在主观上必然回避行政合同诉讼。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是行政合同纠纷在实践中没有发生,而是理论、立法和司法的混乱,法律规定的模糊,使得行政合同诉讼处于一种游离的状态,没有得到应有的法律规制。

二、主观上被民事诉讼混淆

“虽然最高院通过司法解释的方式将行政合同纳入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但由于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均建立在双方合意的基础上,如何界定行政合同,如何区分行政合同与民事合同,在司法实践中缺乏统一的标准。”部分私法学者甚至对行政合同的存在持怀疑态度。如梁*星教授认为:“什么是行政合同,中国现实中有没有行政合同,哪些属于行政合同,这些问题当然有深入探讨的必要……”王*明教授认为:“行政合同究竟如何定义,其规范的对象是什么,恐怕是个有待讨论的问题……”当理论和实务界怀疑行政合同的存在时,行政合同纠纷就只能遁入民事诉讼的范畴,权且被当作一般民事合同来处理。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农村土地承包合同。根据《行政复议法》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合同属于行政合同。但是根据《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规定,承包合同被要求按照《合同法》的规定来承担。这显然是把土地承包合同归入民事合同的范畴。在没有行政合同诉讼规则的时候,土地承包合同纠纷只能被当作民事案件来受理,否则当事人权利受到侵害就找不到救济方式。行政合同在理论上与民事合同界限不清,产生的结果就是行政合同诉讼容易被民事诉讼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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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中的情形下代理人是否有权提起合同诉讼

1999年2月6日,马某受马某某委托,以马某某出生不久的儿子梅某为被保险人,向中国**昆明市东川区支公司投保重大疾病终身保险。1999年9月2日梅-宇因病医治无效死亡,保险人以投保人隐瞒被保险人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为由拒赔。马某遂提起诉讼。

一审法院审理确认:原告马某受其妹马*梅委托,与被告中国**昆明市东川区支公司签订了以梅某为被保险人的重大疾病终身保险合同,医院未确诊梅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被告以原告马某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为由拒赔理由不充分,判决保险人败诉,赔付原告马某保险金60000元。

保险人不服一审判决,以被保险人在投保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事实客观存在,投保人马某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上诉人不应承担保险为由提起上诉。

二审法院鉴于双方当事人对签订保险合同的事实无异议,而予确认。认为:梅某在门诊及住院治疗过程中曾被初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嘱半年后再检查确诊。对梅某是否患有先天性心脏病医院虽然未作结论性的诊断,但梅某患有疾病尚等确诊的事实客观存在,应当为投保人马某所知,但马某投保时未将事实如实告知保险人,故改判驳回马某的诉讼请求。

分析此案,笔者认为:马某不具原告资格。原告马某诉称受其妹马*梅委托,与被告中国**昆明市东川区支公司签订了以梅某为被保险人的重大疾病终身保险合同,此事实为一审法院所确认,则:该保险合同投保人应为马某某,马某仅为马某某之代理人,不为保险合同当事人或关系人,无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合同之诉,法院应通知更换适格原告。本案一审法院不仅受理马某的起诉,还支持其诉讼请求,显然错误。本案原告、被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被保险人死亡地均为东川区,即使协议管辖亦应由东川区人民法院受理,而本案却由百里外的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法院审理,令人匪夷所思。

马某不具投保人资格。《保险法》第五十五条规定:投保人不得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投保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身保险,保险人也不得承保。父母为其未成年子女投保的人身保险,不受前款规定限制。此为法律强制性规范,不得由当事人约定排除。本案倘如二审法院所确认的马某为投保人,则其以姨侄为被保险人所签订的保险合同应为无效。一审法院认定保险人拒赔理由不充分判决保险人败诉,二审法院认为马某未履行如实告知义务,均为事实认定错误。

马某不具受益人资格。《保险法》第六十一条规定:人身保险的受益人由被保险人或者投保人指定。投保人指定受益人时须经被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可以由其监护人指定受益人。本案马某投保时直接指定自己为受益人,即使保险合同其他内容有效,受益人条款亦应为无效,根据《保险法》第六十四条规定,保险金应作为被保险人的遗产,由保险人向被保险人的继承人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马某非其姨侄的法定继承人,不具有受领保险金的权利,一审法院判决保险人赔付原告马某保险金,有悖法律规定。

保险人应承担缔约过失。保险人作为保险经营机构,对其遵守《保险法》要求应高于投保人,而本案保险人接受无投保资格的投保人投保要求,并认可投保人将自己指定为受益人,具有明显过错,应承担缔约过失,即将所收保险费全额退还投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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